霍夫曼（Richard Francis Hofmann）是一個曾經活躍於紐約東村的藝術家，在1980年代，不少知名夜店採用他創作的壁畫，包括Danceteria、Pyramid及 Limbo Lounge等。但1994年死於愛滋病後，他的名字迅速地被大眾遺忘了。
霍夫曼的伴侶陪伴他度過人生的最後五年，並在他逝世後，將他的大量作品，保存於布碌崙一處地下室。直到最近公寓轉賣，這些畫作才重見天日。
這些畫作目前在布碌崙紅鉤區（Red Hook）的BWAC藝廊展出，展期至4月14日。展覽主題名為「為活下來而畫：1985年至1995年」（Painting to Survive: 1985-1995），展出霍夫曼等12位畫家的作品，這12人在1985年至1995年間，或親身經歷、或身邊有人飽受愛滋病之苦；此次畫展，就是在紀念那個視愛滋為瘟疫的年代，以及在那些年裡遭受磨難的人們。
恐懼與歧視的年代
「之所以是1995年，因為那一年雞尾酒療法（HAART）問世，愛滋病的治療出現曙光；從人人聞之喪膽的絕症，轉變為服藥就可能控制的慢性病。」檔案學家、Visual AIDS 網站委員會成員蘇爾（Sur Rodney Sur）說。
蘇爾是一名長期致力於愛滋病防治的社會運動者，他在畫展的現場擺攤，接受觀眾諮詢，回答各種愛滋病相關問題。
愛滋病患在1996年後，受惠於雞尾酒療法，存活率及醫療品質大幅改善。但在1980年代及1990年代初期，美國社會對於愛滋病的恐懼是極為巨大的。
由於資訊的缺乏與以訛傳訛，愛滋成為近代史上被汙名化最嚴重的疾病。高死亡率、沒有解藥，以及患者皮膚上出現形狀駭人的卡波西氏肉瘤（Kaposi’s sarcoma），都加深了大眾的恐懼與偏見。
當時許多人以為愛滋會透過飛沫傳染，有超過一半的美國民眾支持隔離愛滋病患，更有人要求在患者身上刺青以作為標記。據紐約時報與哥倫比亞廣播公司（CBS）在1985年所作的民調，近半數美國人相信如果與病患共用一個水杯，就會感染愛滋；還有近三成民眾認為愛滋病會透過馬桶座墊傳播。
由於輿論及主流媒體，將病症與男同性戀者連結起來，愛滋病曾被叫做「男同性戀的癌症」（Gay cancer）、「男同性戀免疫不全症」（gay-related immunodeficiency）。大眾的誤解加強了對同性戀族群的疾病與背德烙印，使同志族群在面對這個狀況不明的兇惡疾病下，處境更為艱難。
疾病陰影下的紐約
由於當時超過半數的病患住在紐約市，這股鋪天蓋地的恐懼籠罩了東村。
策展人溫伯格（Jonathan Weinberg）形容了當時的東村：「在1980年代早期，曼哈頓下城對於年輕藝術家而言，是個充滿樂觀主義與機會的地方。這些人的父母被稱為『最偉大的一代』（Greatest Generation），而他們也受惠於1970年代之後的經濟榮景。」
然而愛滋病的流行，使富含藝術與自由氣息的東村，蒙上死亡的陰影。一些藝壇新秀，像是霍夫曼或利達（Marc Lida），被愛滋病奪去了性命。還有更多人因此失去了親人與摯愛。對於走過那個年代的人，愛滋病不只是流行病，而是社會的集體創傷。
「此次參展的12名藝術家，生命都因為愛滋病而受到重大影響，有人的親友因為愛滋病過世，有人的親友仍在與愛滋病奮戰。」溫伯格說。
一名前來觀展的紐約市民Luc表示：「沒有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可能很難想像，在30年前，這個疾病造成了多大的痛苦與恐慌。」他說，在他認識的人中，大約有40人因為愛滋病而死亡。
調查記者法蘭斯（David France）在2016年出版了一本名為「瘟疫求生指南」（How to Survive a Plague: The Inside Story of How Citizens and Science Tamed AIDS）的著作，書中描述了他在1980年代親身所見的愛滋經驗。
他說，在1983 年，全國性電視台首次報導了一名愛滋病患的死訊。約1500人聚集到紐約中央公園，為死者舉行燭光禱告晚會。法蘭斯目擊到許多與會者消瘦憔悴的身影，令他對疾病的具象化震撼不已。
他也曾拜訪醫院，看到臉頰凹陷、雙眼流露驚恐的病患。有人的眼睛與嘴巴張得大大的，但事實上已經失明了。
Luc說：「當年的東村彷彿由天堂變成地獄。不要說警察與民眾草木皆兵，連同志圈裡的人都不太明瞭發生了什麼事。我們只能通過耳語，知道誰誰誰得病了，很難想像有任何一種疾病，能如此攙雜著羞愧、猜忌、不信任與無助。」
過早結束的藝術生命
身為策展人的溫伯格，此次也拿出了他珍藏的利達作品。利達是溫伯格自青少年時期就認識的友人，兩人1972年在一個藝術夏令營結識，是同鋪的室友，而且很快就成為了至交。
利達的畫作曾被藝評家桑達克（Maurice Sendak）形容為「充滿機鋒、情色，華麗而蘊含力量」。在1992年利達因愛滋病過世後，他的家人將他遺留的畫作交給溫伯格收藏。
溫伯格說：「在過去，這些畫作因為藝術家生命戛然而止，無法獲得更多的認可與名聲。但我認為這些都是十分傑出的作品，甚至有許多被世人低估了。」
Luc認為，對同志及疾病的汙名化，也造成大眾難以認識這些作品的價值。
他說：「比如利達描繪了許多性交、同志酒吧的畫作，在過去就會被認為是骯髒、不入流的。但如果人們願意屏棄偏見，就會發現他的筆觸非常誠懇，他很入世、對人充滿關懷，畫中的他是憂鬱的，但他不會高高在上的對別人妄加批判。」
文化與政治的戰爭
此次展出的作品以具象及表現主義為大宗，溫伯格表示，這場展覽除了展現藝術家們生活在愛滋恐慌年代中的心情，也在銘記雷根與布希執政年代下的一場文化戰爭。
美國在1981年出現愛滋病例，到了1985年，疫情達到第一波高峰。由於早期研究及報導都將矛頭指向同性戀者，也對社會衛生及管理政策產生了巨大影響。
1985年，紐約第一次有同志酒吧因此被勒令關閉。同年舊金山市政府下令關閉所有的同志三溫暖和私人俱樂部，舊金山警局還提供巡警特殊口罩和手套，以避免他們碰觸到疑似罹患愛滋的病患。罹患愛滋的房客被房東趕出公寓，社會安全局人員為了避免與患者面對面接觸，只願意進行電話訪談。
溫伯格說：「這些藝術家除了透過畫作，表現出他們在死亡環繞下的感受，也是在控訴政府對於愛滋病的漠然。」
雷根政府在1982和1983年，沒有挹注任何預算用以研究愛滋。甚至在接下來幾年，白宮要求的數目都低於國會撥款。一般咸認，這是因為新右派是幫助雷根入主白宮的主力，但同性戀者是新右派強力抨擊的對象，而愛滋病被視為同性戀的疾病，因此聯邦政府遲遲不願動用政府預算協助愛滋病防治。
此外，雷根提倡的經濟政策，也使愛滋病研究淪為大幅縮減聯邦社會服務預算下的犧牲品。事實上，雷根遲至1987年，才第一次在公開談話中提到愛滋病。
蘇爾說：「在這個展覽中，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創作年代背後的政治背景與意涵。這些畫作呈現的，不只是個人生命中的苦難與掙扎，而是一整個年代中，部分人士為了消除歧視與抵抗政府所作的努力。」
「雷根直到他任內的最後一個月，才願意鬆口提到愛滋病。」溫伯格說，「對於這些創作者，對抗愛滋的過程就是一場戰爭，而繪畫是我們對抗這場戰爭的方法。」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