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台灣／愛滋平權】130729立報：推動愛滋權益 兩岸各有甘苦

2013-7-29  來源：台灣立報  記者李威撰台北報導

華人民主書院29日邀請分別在海峽兩岸努力推動愛滋權益的重要非政府組織，就感染者的權利保護現況進行交流，訴說在不同政治及社會環境下，推動愛滋感染者權益時所遭逢的困境。

北京愛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創辦人萬延海，原本在政府衛生部門工作，從事同性戀及愛滋病的教育研究。1993年，因被指控「鼓吹人權、同性戀及同情妓女」而被解除職務，並於1994年成立「愛知行動項目」，成為愛滋維權人士，後來在2010舉家逃往美國。

根 據中國大陸官方發布的《2011年中國愛滋病疫情估計》，大陸目前感染愛滋者有78萬人，感染率為0.058％。萬延海表示，知情人士都曉得，官方公布的 數字被過分低估，實際情況遠更為嚴重。他擔心，過分低估的數字會產生錯誤的理解，以為政府控制性、打擊性的政策路線奏效。

將責任歸咎公民

萬延海指出，愛滋傳染途徑當中，確實是性交感染較為嚴重，而這也是中國政府最願意談論的部分。因為愈是談論性行為，焦點就會是每個公民自己的責任。相較於賣血及輸血導致的感染，因為涉及衛生部門疏失，政府是用消極的態度來面對賠償運動。

愛知行在不同時期有不同任務。萬延海表示，剛開始主要關心同性戀的權益及健康教育。1990中期後，因為河南大量農民賣血，愛滋疫情嚴重，所以轉移重心，開始提供法律支持、替賣血民眾向政府求償。2005年後，還陸續處理過與邊境流動人口及都市性工作者有關的愛滋議題。

監督政府不能停

愛知行推動過各種防治工作，範圍包括愛滋預防教育、毒品問題及公共衛生。中國政府2010年全面封殺愛知行，後來因為鬆綁而存活下來的愛知行，因為環境及資源有限，停擺原本的工作。

如今的愛知行，主要工作是監督政府，包括監督政府在愛滋議題上的人權表現，以及愛滋政策的資金運用情形。萬延海表示，過去2年，中央與地方政府，沒有公布相關的財政支出狀況。他們曾要求教育廳撥出款項，在學校推動性教育，但政府仍是消極以對。

在台灣，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秘書長林宜慧指出，台灣專門從事愛滋防治的民間團體有7、8個，數目也許不算少，但組織規模小，工作處於飽和。加上愛滋本質上是一種疾病，所以民間主要投入在提供照護，替感染者爭取權益的，幾乎只有權促會。

平權觀念 早期未落實

在動員力上，林宜慧表示，相較於中國大陸在爭取賠償時所展現的動員能力，台灣的愛滋社群較缺乏動力。在愛滋還被視為「世紀絕症」的早期階段，因為愛滋攸關生死存亡，社群內部有著高度的緊密連結。

她分析，當時台灣社會，之所以強調愛滋感染者的人權，很大一部分是出於同情、悲憫或苦難的心理，基本上不脫人道及慈善的概念。因此，早期是否真有所謂的權利意識或平權概念，林宜慧是有所質疑的。

生命延續 動員不易

林宜慧指出，隨著雞尾酒療法的出現，感染者只要服藥，生活可與一般人無異，且可維持安穩時，願意現身爭取權益的人變少，感染者也較不願拋頭露面。

而感染者生命的延續，也改變權利議題形貌。林宜慧提到，在官方會議場合，提到愛滋社群的平權時，常得到一種回應：所有人都該被齊平對待，愛滋感染者應比照所有其他病患，不能有特權，故應當負擔部分醫療費用。

談到相對容易的網路動員，林宜慧認為情況並不樂觀。短期來看，政府被迫要做出回應，所以是有效的；但長期而論，連番的轟炸及謾罵的言論，政府會切斷對話橋梁，所以可能是無效的。另外，網路或許能吸引更多人關心愛滋議題，但氾濫的資訊未必正確，情況有好有壞。

弱勢要相互照應

由於動員有困難，權促會的策略性作法，就是試著參與政府官方會議，希望在政策形成之初，以提供建議的方式來發揮影響力。但林宜慧表示，這一路線並不順暢，不只是政府認為他們老唱反調，權促會也因為政府執意推動他們無法認可的政策而感到挫折。

林宜慧表示，既然無法動員一般民眾，他們希望能跟其他能動性較高的弱勢團體（如婦女或同志團體）串聯，至少在需要的時候能獲得奧援。另外，司法也是可能途徑之一，像是前陣子，法院判定公家機關因洩漏感染者隱私而必須國賠的判決，等於是替感染者的權益保護立下重要的先例。

林宜慧說，東方社會比較重視社群的概念，比較不重視「個人」及「隱私」，但如果要追求平權，這兩個概念很難去迴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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